一、侵犯商业秘密罪立法的不足

近年来，随着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日益受到社会关注。由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立法上的滞后与不足，特别是侵犯商业秘密罪立法上的不完善，导致许多案件难以追究刑事责任。关于侵犯商业秘密罪，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法条规定的入罪门槛较高。刑法第219条仅将“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作为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构成要件，而未规定“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司法解释将“重大损失”界定为:一是造成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二是致使权利人破产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实践中有些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没有发生重大损失、损失的认定存在争议或者损失不明显等，但却给企业的长远发展造成明显不利影响，而不能作为犯罪处理。

(二)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行为方式存在漏洞。刑法第219条未规定非法侵占商业秘密的行为。商业秘密是无形财产，具有可分享性，行为人非法侵占商业秘密后，一般不影响权利人继续知悉、使用商业秘密。但有些商业秘密掌握在公司少数负责研发的技术人员手中，其一旦将商业秘密侵占拒不交出，就会影响整个技术秘密的继续研发和生产经营，造成危害后果。对于行为人这种并未使用或披露、单纯拒不交出的侵权行为，刑法未予以规定，不利于保护高新技术企业的知识产权。

(三)未规定过失泄露商业秘密的刑事责任。侵犯商业秘密罪属于故意犯罪，但实践中存在过失泄露权利人商业秘密，给权利人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情况。由于刑法并未规定“过失泄露商业秘密罪”，使得商业秘密的刑事保护力度受到削弱。

(四)商业秘密及重大损失认定难。商业秘密具有秘密性、新颖性、财产性和实用性，但用什么标准来认定商业秘密的属性有一定难度。侵权人披露、使用的商业秘密与权利人商业秘密在同一性认定上存在取证难的问题;对于还处于研发期的技术信息是否具有实用性，在能否投入生产经营不明确时，能否认定为商业秘密;商业秘密的“不为公众所知悉”如何用证据证明等等均是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难题。实践中，对于“重大损失”如何认定评估、评估标准及方法是否合理公平、如何认定“其他严重后果”等等，这些疑难问题均影响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认定。

二、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立法完善

(一)将“其他严重情节”与“重大损失”均作为侵犯商业秘密罪构成要件。刑法将侵犯商业秘密罪规定为结果犯，造成认定犯罪时不能综合考虑侵权人的其他严重情节，不利于打击有相当社会危害性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刑法其他条文有将“造成重大损失”与“其他严重情节”均作为定罪标准的立法范例，如刑法第221条(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

“其他严重情节”可以从三个方面综合判断:第一，能够具体量化的除经济损失数额以外的其他反映情节严重的犯罪数额，如违法所得、非法经营数额;第二，被侵犯的商业秘密价值。商业秘密的价值越大，当然反映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越大及情节越严重;第三，商业秘密披露的范围广泛、价值贬损严重，如侵犯研发期的技术秘密造成研发价值贬损等。

(二)增设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行为方式。将“利用职务便利或违反约定，将权利人商业秘密非法占为己有的”作为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行为。对于合法知悉商业秘密的人，主要是公司企业人员及合作开发、经营人员将商业秘密非法侵占，拒不交出，妨碍权利人使用商业秘密并造成重大损失或有其他严重情节，有刑法处罚必要的。

(三)增设“过失泄露商业秘密罪”。将“过失泄露权利人商业秘密，造成特别严重后果或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规定为犯罪行为。从加强对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强化知悉商业秘密行为人的注意义务角度，可以规定“过失泄露商业秘密罪”。为限制处罚范围，规定过失泄露商业秘密的，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才构成犯罪。

(四)提高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法定刑。商业秘密是一种未公开的信息，相对于专利权、著作权而言，商业秘密被侵犯后其自身价值一般不可完全恢复，甚至可能彻底丧失，对高新技术企业造成的损失可能更大，后果更严重。因此，从保护企业自主知识产权、鼓励企业自主创新角度，应当加大处罚力度，以震慑犯罪。笔者建议对本罪提高法定刑，将刑法第219条进行修改:侵犯商业秘密“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造成特别严重后果或者有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作者为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案情】

　　原告周某与被告李某系夫妻。自2006年以来，夫妻关系一直较好。2010年，被告做生意亏本呆在家中，心情不好，并时时无端发脾气，导致夫妻关系紧张。同年9月15日，原告要求被告出去干活，被告嫌做体力活而不做，双方为此发生争吵。原告则一直积压的委屈全都数落出来，被告听到更加生气则顺手拿起身边的鱼钩甩了出去。不幸，鱼钩落到原告的右眼上，直接将其右眼球勾出。被告见状，立即将原告送往医院治疗。原告出院后，时时感觉到缺少一只眼睛的不便，为此遂向法院提起赔偿之诉，要求被告李某赔偿医疗费、误工费、伤残赔偿金等经济损失。经查，原、被告未约定分别财产制，被告无自己独立的个人特有财产，只有夫妻共同财产。

　　【分歧】

　　对原告周某婚内索赔的诉讼请求如何处理存在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该案属一起特殊的生命健康权纠纷案件，当事人是夫妻关系，为典型的婚内赔偿案件。我国法律规定，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夫妻之间人身侵权，侵害方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但由于该案中原、被告系夫妻关系，对夫妻财产并未约定分别财产制，而是实行法定的共同财产制，且被告又没有自己的个人财产，因此原告在保留婚姻情况下进行婚内赔偿就如“羊毛出在羊身上”，婚内损害赔偿则失去了物质基础没有实际意义。应判决驳回原告周某的诉讼请求。

　　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李某行为对原告周某已构成侵权，婚内实行何种财产制及当事人婚姻关系是否存续均不影响其依法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为切实维护受害人周某的合法权益。应判决由被告李某承担对原告周某婚内侵权的赔偿责任。

　　【评析】

　　司法实务中婚内发生的人身侵权赔偿案件不占少数，在广大偏远的农村山区还相当普遍，对无个人财产只有夫妻共同财产的婚内损害赔偿这类特殊案件的处理，由于认识差异，形成上述两种不同的观点，实践中第一种观点具有代表性。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现作一些简要分析。

　　一、在婚内人身侵权关系中，笔者认为，当事人主体之间虽身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夫妻财产上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但婚内侵权与一般侵权在构成要件和法律特征上是相同的，并无本质区别。因此婚内主体身份与财产属性并不构成人身侵权赔偿法律关系成立的障碍，也不影响夫妻间人身损害赔偿的可行性。夫妻之间地位是平等的，财产权利夫妻间可以共同享有，但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却是相互独立的并不依附任何一方，与是否存在婚姻关系均无关。根据民法通则等相关法律规定，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不因侵害人身份的不同，不因侵害人有无财产而得不到保护，不管是谁，侵害公民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都要承担法律责任，都应受到法律的制裁。第一种意见在法理上讲不通。

　　再者，应注意把我国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因家庭暴力等四种法定情形之一导致离婚，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的情形与一般侵权赔偿情形加以区别，前者主要指婚内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婚姻过错情形，主要由婚姻法调整，因此婚姻法司法解释（一）强调在离婚诉讼同时提出，不起诉离婚而单独提起离婚损害赔偿的法院不予受理，后者指侵权过错情形，属侵权法调整，不受离婚诉讼前提的限制。当同一行为发生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竞合时，笔者认为，可参照我国合同法第120条规定的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竞合时的处理原则，应当允许受害人选择一种有利自己方式主张权利，即提出离婚诉讼的同时主张离婚损害赔偿，或保留婚姻情况下单独提出侵权损害赔偿，为受害人提供充分救济的法律保障。

　　二、第一种意见一方面肯定了婚内妻子遭丈夫殴打构成侵权，侵权人对受害人应承担法律责任。另一方面又以婚内侵权人没有个人财产，夫妻是共同财产制，婚内赔偿没有实际意义而不予支持。而民事责任是民事侵权行为人依法所必须承担的法律后果。第一种意见前后有矛盾，在逻辑上讲不通。

　　三、第一种意见认为夫妻实行共同财产制，被告又没有个人责任财产，婚内赔偿就成了“羊毛出在羊身上”则无实际意义，其其实是考虑判后执行的问题，但执行中被执行人是否有个人责任财产可供执行，是在执行程序中要解决的问题不妨碍对实体争议的审判。审判实践中法院一般也不存在在审判阶段就刻意去查明被告今后是否有履行判决责任财产的做法。在笔者看来，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或履行能力也是处于动态的过程，是随着各种条件情况而不断发生变化的，现在被告无财产缺乏履行能力并不代表将来也无财产或无履行能力，现在可能无法执行并不代表以后也是这样，另外即使实行的是法定共同财产制，夫妻各方也应有自己所属的一部分，因此笔者认为其观点是片面的。第一种意见实质是以被告有无履行判决的个人责任财产，受害人婚内求偿判决能否实际执行而作为裁判依据，是不适宜的。

　　四、第一种意见在实践中具有危害性，缺乏对公民法律教育的正确引导，在一定程度上将可能误导一些人产生“只要不离婚，打人不负责”的错误认识，放纵婚内侵权违法行为，助长家庭暴力等其他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不利于建立和睦、平等，文明的现代婚姻家庭关系。对受害人诉请作出驳回诉讼请求处理有失公允，社会效果也不好。

　　五、我国《婚姻法》不仅确认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同时也确认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个人财产的存在，这就为婚内发生的人身损害赔偿确立了执行基础。根据《婚姻法》第18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一)一方的婚前财产；(二)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三)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四)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五)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第19条，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诚然，婚内赔偿是执行赔偿义务人的个人责任财产而不是执行夫妻共同财产，否则失去了对侵权人法律惩罚的实际意义，实践中对侵权人确实没有个人财产或个人财产不足以支付赔偿数额的，可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后，从对方一方的财产中执行。笔者认为，法院也可以能动的司法，对夫妻共同财产建议先由双方根据公平原则及财产的具体情况自行约定分别财产制后，再从赔偿义务人约定析出的个人部分中执行。义务人拒绝将应属个人部分从共同财产中析出的，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以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视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

　　六、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8月13日施行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四条规定，“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请求分割共同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有下列重大理由且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除外：（一）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行为的 ；（二）一方负有法定扶养义务的人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的。”从该条司法解释的规定可见，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存在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负有法定抚助义务的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的情形下，夫妻一方尚且可以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根据举重以明轻的法律原则，完全可以推导出，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构成对另一方人身侵权的情况下，法律更应支持将侵权人的个人财产部分从夫妻共同财产中析出，以其个人责任财产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正确结论。

　　因此第一种意见无论从法理上，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等方面都不足取，第二种意见更趋理性较为妥当，具有可行性，必要性，这也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和必然结果。


作者单位：江西省崇仁县人民法院、江西省新建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