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温政办〔2005〕156号

　　　　
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温州市打击走私与海防口岸管理办公室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直属各单位：
　　《温州市打击走私与海防口岸管理办公室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已经市政府批准，现予印发。

　　

二○○五年九月七日

　　
温州市打击走私与海防口岸管理办公室
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根据《中共温州市委办公室、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温州市深化完善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温委办〔2005〕51号），组建温州市打击走私与海防口岸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市打私与海防口岸办），为市政府打击走私与海防口岸管理委员会的常设正县级办事机构。市打私与海防口岸办同时挂“温州市人民政府打击走私办公室”、“温州市人民政府海防管理办公室”、“温州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牌子。
　　一、主要职责
　　（一）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打击走私和海防、口岸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制定有关打击走私和海防、口岸管理的规定和办法，并组织实施；制订全市打击走私和海防、口岸发展规划、工作计划和具体政策，并组织实施。
　　（二）组织、指导、协调、检查、监督全市打击走私、海防、口岸机构依法履行职责。组织调查研究，收集汇总信息，掌握工作动态，总结推广经验，研究对策措施，为市委、市政府决策提供依据。
　　（三）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海上专项斗争和联合行动，依法打击走私、偷渡等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指导查处走私、贩私大案、要案、疑难案件和处置突发事件。
　　（四）开展反走私、反偷渡等宣传教育；组织打击走私执法检查，实施综合治理；负责组织打击走私和海防、口岸业务培训。
　　（五）会同有关部门协调海防安全工作各相关部门的关系；协同沿海情报工作，组织军警民联防；配合有关部门开展隐蔽战线斗争，保护沿海地区军事设施。
　　（六）负责综合协调全市口岸工作，指导口岸建设和管理工作，研究完善口岸管理体制，负责编制口岸发展规划和口岸开放、关闭的申报工作；检查督促全市口岸规划、建设和技术改造配套工作的组织实施；负责协调和处理口岸单位涉外工作关系和组织仲裁有关口岸事务中的争议问题；组织、协调全市口岸系统的通关建设工作。
　　（七）负责打击走私和海防、口岸相关数据的统计和综合分析，完善通报制度。
　　（八）承办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内设机构
　　根据上述职责，市打私与海防口岸办设4个职能处（室）。
　　（一）秘书综合处
　　负责综合性文电起草和机关公文审核工作；了解掌握全市打击走私和海防、口岸管理的工作动态，做好情报收集、综合统计和分析工作；负责办公会议的文件准备、记录、纪要整理和决定事项的督办；负责宣传教育、培训工作；承担机关的日常事务工作，负责收发、机要、保密、保卫、档案管理、办公自动化和信息网络建设；承担机关财务、后勤保障、信访、接待、固定资产管理等工作；负责机关组织人事、劳动工资、离退休干部工作。
　　（二）打击走私处
　　依据党和国家反走私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以及全国、全省反走私工作部署，研究提出我市贯彻实施意见；研究、分析走私活动的特点、规律，提出对策、措施，并组织落实；协调各缉私职能部门与综合经济管理部门、行业主管部门的工作关系，建立横向交流渠道，组织跨地区、跨部门反走私联合行动和专项斗争；协调查办走私大案要案；督促、指导有关部门查处群众举报的走私贩私案件；做好缉私情报收集，负责缉私信息、统计分析工作。
　　（三）海防管理处
　　负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海上综合治理和专项治理行动，打击海上各类违法犯罪活动；负责规范海上生产作业秩序的协调工作；配合有关部门开展隐蔽战线斗争；负责涉外、涉台船舶和人员管理的指导工作；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沿海地区军事设施安全保护的指导工作；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全市反偷渡工作和偷渡人员遣返事务；负责沿海重点地区海防安全监控系统基础设施建设管理的协调工作；负责与驻温部队、军分区、市公安边防支队在海防管理方面的工作联系；负责综合海防管理情况，总结推广经验，提出工作建议；负责全市海防工作有关数据的统计、综合分析。
　　（四）口岸处
　　负责口岸对外开放、关闭的申报工作；负责全市口岸客、货运输的协调、管理工作；负责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开辟国（境）外航线、航班和申请临时出入我市非开放区域的外籍交通工具的审核、报批工作；负责制订全市口岸发展规划；负责全市口岸查验单位设置、配套设施建设的审核和报批工作；检查督促全市口岸规划、建设和技术改造配套的组织实施工作；负责协调口岸涉外问题的争议；协调处理涉及口岸的海防、打私工作；负责全市口岸工作有关数据的统计、综合分析；负责外轮维修、外轮供应、口岸船泊代理、货运代理企业、境外航运企业驻温办事处的指导协调和监督管理；负责制订并组织实施口岸系统开展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口岸活动规划；承担温州市大通关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日常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对在口岸发生的严重违反涉外政策、法规、纪律的问题进行调查，提出处理意见。
　　三、人员编制
　　市打私与海防口岸办机关编制为15名（含后勤服务人员编制2名）。其中主任1名，副主任３名；中层领导职数6名。


有感于律师和记者的调查权

韩荣营

当今世界法治国家，大都确认律师和记者“自由职业者”的地位。律师通过执业活动，依据事实和法律，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记者通过采访活动，如实报道国内外发生的事件，以褒扬正义、贬斥邪恶。二者根本的共同点是尊重事实，重现事实，通过事实说明问题。重现事实的途径就是调查，在律师称为取证，在记者称为采访。律师通过调查取证，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还事实以真相；记者通过采访报道，用语言、文字或音像还原事实真相。然而，无论是律师，还是记者，就调查权问题，在其执业活动中，均有许多尴尬和无奈。
一是我国法律、法规不健全。对于律师调查取证，《律师法》第31条规定：律师承办法律事务，经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调查情况。《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它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由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所谓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必须经被调查单位或个人同意，如果是辩护人向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调查，除本人同意外，还必须同时具备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的许可条件。由此可见，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完全取决于被调查对象，如果被调查对象不同意，无需任何理由，律师均不能调查取证。这与权利本质相悖。所谓权利，是指要求他人为某种行为或者不得为某种行为的资格。既然调查取证是律师的权利，那么就应当是被调查者的义务；而现行法律赋予调查对象许可的权利，律师的调查权反而倚赖调查对象的许可权而存在，显然与权利的本意相悖。由于这样规定，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受到很大限制，任何被调查单位和个人，只要不同意接受调查，律师的调查取证就无从谈起。而法律对记者采访报道权利规定更加模糊，到目前为止，既没有出台《新闻法》，也没有关于记者执业权利和义务的法律、法规、甚至部门规章。唯一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规定的又特别笼统，既不属于法律，也不属于法规，连规范性文件也不算，而且政治性还特别强。根本未涉及新闻记者在执业过程中的权利问题，使得新闻工作者，包括一些传媒与司法方面的研究者，不得不引用《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残疾人保障法》及《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的有关条款，来引伸其采访报道权。新闻工作者采访报道国内外重大事件的权利难以落实。
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甚至政策对新闻记者采访报道权的规定，导致记者采访报道，只要不是为被采访单位歌功颂德，做美化宣传，或者起广告效应的，就很难取得当事人的配合。尽管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规定，记者采访报道需要被采访单位或者个人同意。实践中，如果被采访者不同意，记者是无法完成调查采访工作的。
二是由于以上原因，律师和记者在实际执业过程中，主要是在调查取证或采访过程中，人身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尽管《宪法》规定了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律师和记者在调查（采访）过程中，人身权利受到侵害的事件时有发生，律师取证过程中遭到围攻、威胁，甚至漫骂、殴打，非法拘禁的情况很多，特别是矛盾尖锐的案件和一些涉及国家机关的案件，律师调查取证时危险性更大。而记者采访报道，除非正面褒扬的，凡是作为反面材料的，有负面影响的，对阴暗曝光的，都有可能受到人身伤害，实践中被打骂、砸毁器材，强索资料，甚至非法拘禁的情况都出现过。如广西南丹矿难事故的调查，记者受到的待遇是：阻截、驱赶甚至追杀。
三是律师运用证据为当事人服务和记者对采访的事实真相通过媒体予以报道后，所产生的不利后果也极为相似：律师如果将调查取得的证据在法庭上出示以后，对方当事人一知悉，闭庭后威胁证人撤回证言或者作出与原证言相反的证明，使得律师的工作功亏一篑，导致法庭不能采纳律师依法取得的完全是事实真相的证据。更有甚者，在刑事辩护中，如果律师将依法调查取得的证据出示给法庭，而且足以推翻控方的证据或对控方的证据产生威胁时，个别公诉人和公诉机关不是依据事实和法律，实事求是地分析案情，而是迁怒于律师，休庭后运用国家的强制力，用非法手段威胁证人，迫使证人改变证言，并把改变证言的原因加害到律师身上，进而以《刑法》第306条迫害律师，有的在休庭后当场带走律师。实践中出现了湖南云梦律师事务所律师刘亚清妨害证据案，福建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黄亚斌伪证案等一系列冤案。而记者一旦将采访的事实真相通过媒体公诸于众，如果是对违法行为进行曝光，不道德行为进行谴责或对阴暗面进行揭露，即使完全尊重客观事实，也可能面临被恐吓、骚扰甚至于被起诉的厄运。而最直接的方式 是：这些记者或记者所在单位的其他记者，会遭到被采访单位的“封杀”，象广东高院、兰州市公安局、中国足协都曾下令“封杀”记者。
律师和记者之所以在调查取证权上有诸多相同的厄运，主要是我国目前立法的不足造成的。《新闻法》从着手立法至今已20多年，仍迟迟未出台，并且在2003年十届人大的立法规划中也没有列入。同样《律师法》尽管存在着许多阻碍律师执业的条款，但其修改也未列入五年规划。笔者认为：应尽快出台《新闻法》，对记者采访报道事实真相的权利予以明确，并明确被采访单位和个人的配合义务，禁止各种形式对记者采访权的非法侵害。尽快修改《律师法》，恢复《律师暂行条例》关于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规定，并明确律师行使此项权利的法律保护。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律师和记者的执业权利，才能进行有效的舆论监督，才能还事实于真相，才能扬善除恶，维护法律的尊严和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最后，笔者引用著名法学与文学大师冯象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律师和记者不用结盟但天然就是盟友，特别是从社会监督的角度来考虑，这两股力量有效地结合起来，我认为会使一些人，特别是那些视社会监督为寇仇的人，心惊肉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