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国家煤矿安监局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环江县朝阳煤矿提拔矿长助理带班下井情况的通报

安监总煤行〔2010〕174号


各产煤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煤炭行业管理、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司法部直属煤矿管理局，有关中央企业：

最近，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环江县朝阳煤矿（以下简称朝阳煤矿）提拔7名矿长助理顶替矿领导带班下井问题被媒体曝光后，国务院领导同志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批示，要求严明纪律，防止弄虚作假。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国家煤矿安监局立即会同广西壮族自治区有关部门组成核查组，对媒体反映的问题进行了核查。经查，朝阳煤矿存在提拔7名矿长助理顶替矿领导带班下井的问题。现就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朝阳煤矿原为广西红茂矿务局所属煤矿，2002年7月，重组为广西环江红山朝阳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朝阳煤矿。今年9月5日，朝阳煤矿下发《关于农长科等同志的聘任职通知》（朝煤发〔2010〕34号），任命农长科等7人为朝阳煤矿矿长助理。9月1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全监管局会同媒体记者暗访时发现该矿5名矿领导全部在井上，一名矿长助理替代该矿矿长带班下井。核查组查阅了该矿今年7月1日至9月20日矿领导带班下井的相关记录，发现该矿矿领导带班下井没有做到与工人同时下井、同时升井，也没有现场交班记录。朝阳煤矿的做法是十分错误的，严重违反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23号，以下简称《国务院通知》）和《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及安全监督检查规定》（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33号，以下简称《规定》）的要求。依据《国务院通知》，经商广西壮族自治区有关部门，决定给予朝阳煤矿15万元的经济处罚；给予该矿矿长蓝芝华行政记大过处分；责令朝阳煤矿立即纠正矿长助理顶替煤矿领导带班下井的错误做法，限期完善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各项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煤矿领导带班下井与工人同时下井、同时升井的规定。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通知》精神，严格执行《规定》要求，严明纪律，切实把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制度落到实处，现提出以下要求：

一、加强宣传教育工作，正确把握《国务院通知》和《规定》的各项要求

《国务院通知》和《规定》要求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其目的在于进一步落实煤矿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加强生产过程管理，加强对煤矿重点部位、关键环节的检查巡视，全面掌握当班井下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发现和组织消除事故隐患和险情，及时制止违章违纪行为和超能力组织生产，特别是在遇到险情时，第一时间下达停产撤人命令，组织涉险区域人员及时、有序撤离到安全地点。这也是增进煤矿领导与矿工的感情，深入现场、转变作风、强化生产过程管理领导责任的重要举措。当前，一些煤矿企业领导干部工作作风不实，对《规定》的基本内容和有关要求学习不够、理解不透、把握不准，在执行中出现了一些问题，甚至存在违规行为。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煤矿企业要进一步加大学习和宣传贯彻《国务院通知》和《规定》的力度，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等媒体或者举办培训班等形式大力宣传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制度的目的、意义和各项要求，切实把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工作不折不扣地落实到位。

二、严明纪律，坚决制止各种弄虚作假行为

《规定》明确指出煤矿带班人员范围是煤矿主要负责人、领导班子成员和副总工程师。其中，煤矿矿长每月带班下井不得少于5个，带班领导必须在井下交接班，并做到与工人同时下井、同时升井。各煤矿带班人员不得以任何理由不带班或少带班，不得以任何借口推迟下井或提前升井，否则就是违规行为。要坚决制止各种形式的弄虚作假行为，煤矿中层管理人员不得顶替煤矿领导带班下井，严禁以“矿长助理”、“带班矿长”、“值班矿长”等名义顶替煤矿领导带班下井。

各煤矿企业目前明确的煤矿领导带班人员范围与《规定》要求不符的，要立即按照《规定》予以规范。要在煤矿井口的明显位置公示带班领导姓名，在煤矿的公示栏公示领导带班下井情况，接受群众监督。

三、认真吸取教训，严肃查处违规行为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煤矿企业要认真吸取朝阳煤矿的教训，防止类似违规行为的发生。各产煤省（市、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要立即组织开展一次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制度执行情况的专项督查，重点督查本辖区煤矿贯彻落实《规定》，制定实施细则或实施办法以及配套制度措施等情况；各煤矿企业执行《规定》、建立健全领导带班下井制度情况；地方各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日常监督检查情况。对督查中发现的违反《规定》的做法和行为，要依法严肃查处，并限期予以改正。

四、严格监督检查，确保《规定》各项要求执行到位

地方各级煤炭行业管理、煤矿安全监管部门要切实履行监管职责，把检查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制度的建立与执行情况作为日常监督检查的一项重要内容；要建立健全各类煤矿领导带班下井监督管理与考核考评机制，规范对煤矿领导带班下井的监督检查，将煤矿领导干部带班下井情况作为安全生产业绩考核的重要内容，严格考核奖惩。各地区煤炭行业管理部门要在当地主要媒体上向社会公布煤矿领导带班下井执行情况，接受社会监督。驻各地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要切实强化监察执法，把监督企业严格执行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制度作为履行煤矿安全国家监察职责的一项重要任务，纳入监察执法计划，严格监察，确保煤矿企业切实把《规定》各项要求落实到位。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

二○一○年十月十四日

全国首例运用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解决假身份证结婚案法理分析

王礼仁 罗红军


　　在现实生活中使用他人身份证或伪造身份证登记结婚的现象十分普遍。如妹妹或弟弟因未到结婚年龄使用姐姐或哥哥身份证登记结婚。因此引起的婚姻纠纷如何诉讼，这是当前困扰司法和当事人诉讼的一大难题。比如，对此类纠纷是按民事诉讼程序解决，还是按行政诉讼程序解决？婚姻当事人到底是谁？即被冒用者能否成为婚姻当事人？ 凡此等等，在司法实践中执行相当混乱，有的当事人甚至诉讼无门。如最近在中国法院网“法治论坛”（法律实务民商事）热议的妹妹用姐姐身份证登记结婚引起的纠纷，当事人则因其与结婚证上的登记姓名不同而投诉无门。
　　面对上述困境，宜昌市点军区人民法院独辟蹊径，在民事诉讼中率先运用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为解决此类纠纷打开一条便捷可行之路。现将本案予以公布，并就有关法理作简要阐述。
[案情简介]
原告刘某(女)与被告赵某（男）于2004年9月在宜昌市打工期间相识并建立恋爱关系，因原告刘某怀孕而未达到婚龄，便用其姐姐刘XX的身份证（刘某自己的照片）与被告赵某登记结婚，2006年底，被告赵某外出打工，从此再未与原告联系。2009年12月11日原告向宜昌市点军区起诉要求与赵某离婚，子女由本人抚养，并要求法院向民政部门发司法建议, 建议民政部门撤销其婚姻登记。在审理过程中，承办法官罗红军认为，此案可以直接在民事诉讼中根据王礼仁《婚姻诉讼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一书中的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理论处理，并就其具体诉讼技术问题与王礼仁同志磋商。王礼仁认为，一方面按离婚处理，一方建议撤销婚姻登记，两者相互矛盾，而且司法建议也不能成为原告独立的诉讼请求。王礼仁建议通过法院释明，由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将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与离婚之诉合并提起，法院合并审理。罗红军法官采纳了此建议。通过法院释明，刘某变更诉讼请求为：请求法院确认刘某与赵某存在婚姻关系，刘XX与赵某不存在婚姻关系，并确认刘某与赵某的婚姻成立有效；判决刘某与赵某离婚；女儿赵赵XX由刘某负责监护。经依法公告传唤，被告赵某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法院提交书面答辩状。
2010年4月12日，宜昌市点军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刘某因未达法定婚龄，借用其姐姐刘XX的身份证与被告赵某办理结婚登记、后又用刘XX的身份证为其子女办理出生证明，其行为是错误的。但原告刘某与被告赵某具有共同结婚的合意和行为，且双方以夫妻身份共同生活；刘XX与赵某没有结婚的合意，也没有以夫妻身份共同生活的事实。因此，刘某与被告赵某的婚姻关系成立，刘XX与赵某的婚姻关系不成立。现原告刘某与被告赵某均已达法定婚龄，其婚姻无效的情形已经消失，应当认定其婚姻成立有效。因被告赵某下落不明已两年有余，双方夫妻关系名存实亡，故对原告刘某的离婚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出生医学证明上登记为赵某与“刘XX”之女赵XX与原告刘某的亲权关系概率大于99.99%，应认定刘某系赵XX生母，刘XX不是赵XX生母。遂依法作出如下判决：一、原告刘某与被告赵某的婚姻成立有效；刘XX与赵某的婚姻关系不成立。二、原告刘某与被告赵某离婚。三、子女赵XX由原告刘某负责监护。
[法理分析]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原告刘某与被告赵某的婚姻属可撤销婚姻，对该案法院不应受理。应由原婚姻登记机关撤销原婚姻登记，收回登记为刘XX与赵某的结婚证。理由是二人在进行婚姻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婚姻登记，故对于民政部门的错误登记，当然要由民政部门予以处理。如果民政部门不履行撤销该婚姻登记的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第二种观点认为，原告刘某与被告赵某的婚姻关系属无效婚姻，对该案由法院受理后，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理由是结婚证书上记载的婚姻当事人为原告刘某的姐姐刘XX与被告赵某，从形式上并不能认定刘某与被告赵某结婚。因而，应当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第三种观点认为，原告刘某与被告赵某的婚姻应属有效婚姻，理由是，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结婚的必备条件有三：一是男女双方必须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人加以干涉；二是男女双方必须达到法定婚龄，即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三是必须符合一夫一妻制。从本案的实际情况来看，原告刘某与被告赵某有结婚的合意，且领取结婚证书上的照片也为刘某与被告赵某，实际在一起生活的也是刘某与被告赵某。刘某在提起离婚之诉时，双方又均已达法定婚龄，无其它禁止结婚的事由，因此，应认定刘某与被告赵某的婚姻关系成立，按有效婚姻处理。至于结婚证书上的姓名虽为刘XX与赵某，但二人既无结婚的合意，也未实质在一起生活，因此应认定刘XX与赵某的婚姻关系不成立。
我们认为，相比之下，第三种观点更有道理，更符合此类案件的特点和实际情况，更有利于解决此类纠纷。因而，点军区人民法院的选择是正确的。这是全国首例在民事诉讼中，运用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解决婚姻瑕疵纠纷，其判决开创了处理此类案件的先河，并为此类纠纷的诉讼打通了一条便捷之道，其意义和价值不可低估。下面就本案争议的有关问题，作一些简要分析说明。
一、本案到底是按民事诉讼途经处理，还是按行政诉讼途径处理？
1、本案是民事案件，应当通过民事途径解决。
婚姻纠纷是民事纠纷，应该是无可争议的。既然是民事纠纷，就应当通过民事途径解决。
2、民政部门无权处理，也难以处理此类婚姻纠纷。
第一，婚姻法和相关法规没有赋予民政机构处理此类纠纷的权力。根据婚姻法、《婚姻登记条例》（国务院2003年）、民政部《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民政部2003年）规定，民政机构“除受胁迫结婚之外，以任何理由请求宣告婚姻无效或者撤销婚姻的，婚姻登记机关不予受理”。第二，民政机构难以处理。民政机构要处理此类纠纷，无论是维持还是撤销结婚登记，都必须要进行实质调查和实质判断。否则，就可能再次出现处理错误。而民政部门没有进行实质调查和实质判断的职能。第三，民政机构单纯的形式处理，难免出现实质错误，必然滋生行政诉讼，造成恶性循环，浪费司法资源。
3、行政诉讼的功能难以处理婚姻民事案件。有关这个问题，笔者在《婚姻诉讼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第13章中有详细论述， 在此不再赘述。这里主要强调，行政诉讼审查的对象是婚姻登记行为，而此类案件的真正诉讼标的是婚姻关系。行政诉讼对婚姻登记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和判断，并不能解决婚姻关系合法与有效问题。许多婚姻登记行为虽然不合法，但并不影响婚姻关系的成立与有效。行政判决既要确认登记行为违法，又要确认婚姻关系有效，其判决更能难以实现。同时，行政诉讼时效等诸多方面，都难以适用婚姻登记纠纷。仅以诉讼时效为例，本案行政诉讼就难以处理。
4、运用民事诉讼解决此类纠纷便捷彻底
在民事诉讼诉讼中，完全可以将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婚姻有效与无效之诉、离婚之诉合并审理，一次性彻底解决纠纷。既可以解决婚姻效力的诸多纷争问题，也可以解决婚姻附带诉讼的子女财产问题；既可以解决婚姻诉讼当事人关于婚姻效力的争议问题，也可以解决涉及第三人的婚姻效力问题。在本案中，可以说将相关的婚姻诉讼“一网打尽”，无需重复诉讼。
这里要特别强调说明一下涉及第三人的婚姻效力问题。由于婚姻关系案件涉及公益，在婚姻有效与无效、成立或不成立以及是否撤销诉讼中,均可能影响夫妻以外第三人之权益, 这当然不能使婚姻关系因人而异其效力。因而，婚姻关系案件不仅以一次解决为原则,而且其判决具有对世绝对效力。也就是说，婚姻关系案件的判决，具有既判力扩张的特点，即扩张其效力范围, 对于第三人亦有拘束力。这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事诉讼法中有明确规定。如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法第 582 条规定:“就婚姻无效、撤销婚姻或确认婚姻成立或不成立之诉所为之判决，对于第三人亦有效力。” 就本案而言，刘XX虽然没有参加诉讼，刘某与被告赵某的婚姻效力的认定和判决，直接涉及到她（刘XX）与赵某的婚姻效力问题。在判决确认刘某与被告赵某的婚姻成立时，刘XX与赵某的婚姻自然不成立，其判决效力对刘XX有拘束力。刘XX不得另行主张与赵光武的婚姻成立，也无需主张与赵某的婚姻不成立。民政机关可以根据法院生效判决，在原婚姻登记档案中注明真正的结婚人是“刘某”，并将判决书存档。这样也不会影响“刘XX”的结婚问题。
二、本案不属于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
无效婚姻，是指违反禁止结婚的实质要件，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婚姻。根据《婚姻法》第10条规定. 无效婚姻只有四种：重婚；近亲结婚；婚前患有禁止结婚的疾病，婚后未愈；未到法定婚龄。而《婚姻法》第11条规定的可撤销婚姻，仅有被胁迫结婚一种。
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的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所采取的是列举式立法，也就是说，凡是法律没有列举的情形，不能认定为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因此，无效婚姻的范围是有严格限定的，除法定的情形外，不能随意扩大，包括不能变相扩大。否则，就是违法。
本案中的刘某虽然在结婚时未到法定婚龄。但在离婚时已经到达法定婚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8条规定：“当事人依据婚姻法第10条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申请时，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由此可见，原告刘某与被告赵某即不属于婚姻无效，也不属于可撤销婚姻。刘某起诉离婚时，婚姻无效的情形已经消失，当然应当认定其婚姻成立有效，按离婚处理。
三、本案正确区分了婚姻无效与婚姻不成立的界限。
所谓婚姻不成立，就是当事人之间的结婚行为因欠缺婚姻成立的必要形式要件或形式要件存在严重瑕疵而致使婚姻没有成就，婚姻不存在。婚姻成立，就是当事人完成了缔结婚姻必备的形式要件，婚姻依法存在。而婚姻无效是已经成立的婚姻，因违反结婚实质要件而不生法律效力。婚姻有效与无效是对已成立的婚姻效力判断。婚姻不成立，则无所谓婚姻有效与无效问题。有关婚姻不成与婚姻无效的区别与联系，笔者在《婚姻诉讼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有详细论述，在此不再论述。本案中刘某使用他人身份证与赵某登记结婚，其登记程序存在瑕疵，首先所涉及的就是婚姻成立与不成立问题，而不是婚姻有效与无效问题。只有解决了婚姻是否成立之后，才能解决婚姻效力问题。由于刘某用他人身份登记结婚，并不能改变本人结婚的基本性质和事实。使用他人身份为什么不能改变本人结婚性质，笔者有专门论述。 这里再补充强调的是，在其他社会关系中也是如此判断的。如使用他人身份签订劳务合同、使用他人身份签订旅游合同，发生意外伤害后赔偿时，都是以“使用者”为当事人，而不是以“被用者”为当事人。因而，本案应当认定刘某系结婚当事人，而不能认定刘XX是结婚当事人。刘某在这里使用他人身份证主要是解决婚龄问题，其性质和作用相当于篡改婚龄。而婚龄问题，只影响婚姻效力问题，不影响婚姻成立问题。因而，刘某与被告赵某的婚姻是成立的。又因刘某已经到达婚姻，其婚姻也是有效的。而刘XX与赵某的婚姻则不能不成立。因为刘XX与赵某没有结婚合意，更没有与赵某进行婚姻登记。根据婚姻法第8条结婚必须登记的规定，刘XX没有去登记，显然缺少婚姻成立的最基本要件。而且刘XX也没有委托他人代理登记或事后追认及与赵某共同生活的事实。因而，她与赵某的婚姻是不成立或不存在的。点军区法院没有用婚姻有效与无效的标准判断，而用婚姻成立与不成立的标准判断是正确的。否则，就会把一个无婚现象认定为已婚。
四、本案判决的真正价值
本案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实体，而在于程序。尽管对本案认定刘某与被告赵某的婚姻成立有效可能仍然存在争议。但运用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在民事诉讼程序解决了婚姻登记瑕疵纠纷，其价值和意义是不可否认的。它说明不仅完全可以运用民事诉讼解决此类纠纷，而且运用民事诉讼比行政诉讼更科学，更顺畅、简捷、彻底。这种作法值得肯定和推广。
仍以本案为例，刘某既可以起诉请求法院确认她与赵某的婚姻成立或有效，然后解决离婚和子女抚养费、财产分割问题；也可以起诉请求确认她与赵某的婚姻不成立或无效（当然是否成立由法院审查决定），然后解决子女抚养费和财产分割问题；刘某、刘XX姐妹如果与赵某之间是否存在婚姻关系发生争议时，还可以单独起诉确认与赵某的婚姻成立或不成之诉。比如姐姐刘XX结婚遇到障碍时，可以单独起诉确认与赵某的婚姻不成立之诉；刘某如果遇到赵某否认婚姻时，可以单独起诉确认与赵某的婚姻成立之诉。此外，假如赵某不是下落不明的人，在刘某直接提起离婚之诉时，赵某认为婚姻不成立，还可以提起婚姻不成立反诉。法院可以将离婚本诉与婚姻不成立反诉合并审理。在民事诉讼中，即使确认刘某与赵某的婚姻不成立或无效，也可以直接对子女和财产问题进行处理，比行政诉讼要简捷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