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势力犯罪的认定和法律适用问题探析

朱格林


[摘要]本文通过对恶势力犯罪概念的辩析，以其性质对概念作了重新描述后，以司法实践视角，考察其一般犯罪特点，表明其存在的危险和危害性。尤因其存在法规竟合或事实竟合情形，故与其他犯罪形态和行为作出界定，特别是实践中对法律适用的模糊性，作者提出了应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恶势力犯罪，认定，法律适用

面对日益猖獗的恶势力犯罪，全国各级司法机关在“从严从重从快”的刑事政策指导下开展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但是，由于人们对恶势力犯罪这种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犯罪现象缺乏充分认识，加之学界观点众说不一。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易出现定性不当，打击不力等问题。为了更加深入有效地打击恶势力犯罪，笔者拟对恶势力犯罪的概念、认定和法律适用等问题略抒管见。
一、恶势力犯罪的概念提出
恶，过也【1】，后引申为“罪恶”、“凶暴刁钻”之意【2】；势，即权力、权势【3】；力，本义指“体力”、“力气”，后指“力量” 【4】；恶势力，英语为“vicious power”，沿自古法语，意为“邪恶的权力”或“凶残的力量”【5】。因此，恶势力一词包含着法律和道德强烈否定的社会评价。尽管历代史料和各种文学影视作品对市井恶棍、街头地痞、黑帮贼匪和极端组织等恶势力都有过淋漓尽致的描绘，而且，我们从旧刑法的流氓罪和新刑法典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以及寻衅滋事、聚众斗殴和敲诈勒索等罪名中也可觅见其端倪，但新旧刑法典却未把恶势力犯罪作为一个法律概念予以明确规定。所以，恶势力犯罪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而是刑事政策概念。从1983年我国开始“严打”斗争到2001年初，中央政法委提出把打击流氓恶势力犯罪作为“严打”的重点对象之一，对恶势力犯罪的研究得以积极开展起来。但迄今为止，恶势力犯罪的概念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并得到普遍公认的定义。其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
（1）广狭义概念说。该说主张恶势力犯罪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恶势力犯罪泛指所有团伙性犯罪。狭义的恶势力犯罪则专指组织结构松散的一般性团伙犯罪。
（2）特征定义说。该说主张根据犯罪组织的性质和目的、组织结构、行为纪律和活动方式、发展变化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等特征，综合提炼恶势力犯罪的定义【6】。
（3）法律层次说。该说以新刑法的法律规定为依据，认为黑社会性质犯罪是恶势力犯罪的最高层次，而将其以外的违法犯罪团伙归为较低层次的恶势力犯罪【7】。
笔者认为，恶势力犯罪概念的定义应取决于不同的研究价值取向。广狭义概念说把一般团伙犯罪纳入研究视野，扩大了考察范围，对恶势力犯罪的预防、立法和司法进行突然向应然性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但该说除狭义概念指出恶势力犯罪属有组织犯罪外，其广义概念对恶势力犯罪却未作个性化研究；特征定义说和法律层次说，以现有法律规定为依据，从司法实然性角度出发，着重考察行为人的行为特征和性质，在实务上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以上三种观点，虽然对恶势力犯罪提出了思考途径，却未能给出明确的概念定义，笔者认为，对恶势力犯罪的定义应考虑以下因素：
第一、由于不同时期，人们的行为习惯、价值取向和社会治安形势存有差异，认定恶势力犯罪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对其适用的刑事政策也会不尽一致，恶势力犯罪的内涵和外延也会因此不同。
第二、在我国现行刑法的框架下，恶势力犯罪的定义应当区别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至少它应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1）、作为一种势力，恶势力是以多人（3人以上,多则数十上百人）为前提的组织或群体；（2）、恶势力特有的组织、行为、活动区域特征；（3）、行为方式特点；（4）社会危害程度。
第三、在认定恶势力犯罪时，不能只依据犯罪人行为是否具有暴力倾向和危害后果是否严重以及周边群众的个体态度来认定，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和罪刑法定原则，以唯物辨证法的方法进行考量。
综上，笔者认为，恶势力犯罪是指犯罪主体以纠合性组织或群体在相对固定的区域或行业内，采用暴力、威胁等手段肆意给犯罪对象造成了一定损害后果或危险，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犯罪行为。
二、恶势力犯罪的一般特点
1、主体构成明显，劣根性较深。无论是恶势力头目、骨干，还是盲目跟从的“烂仔喽罗”，基本上都是其活动区域内的当地人，他们的骨干人物以亲缘、宗族、同乡、同学、狱友、相同经历和恶习等共同点为联系纽带结成恶势力核心，特别是那些有前科劣迹的“两劳”释放人员或多次被治安处理的人员，这些人以其“恶名”、“丰富”的作案经验、反侦察伎俩作为“操社会”和“炫耀”的资本，在当地裹胁、网罗成员，从而形成一股反社会的邪恶力量。如岳池县的杨辉团伙，其骨干均系当地开“摩的”的农民以“结亲家”方式聚合而成；邻水县黄运忠为首的86名“梅花会”成员，其中47人曾被政法机关打击处理过，十余名骨干都是当地用扑克牌搞“三猜一”诈骗的“同道”【8】。
反社会是恶势力的共同本质，也是其“恶”之所在。这些人大多数是无正当谋生手段、个体素质低下的青少年，邻水刘凤、张坤团伙，全是18岁以下（最小仅15岁）的“小杂痞”【9】，他们年龄虽小，却舞刀弄枪，追杀砍打，心黑手辣，缺乏社会公德，法律观念淡薄，谋生技能差，大多染有赌博、嫖娼、打架、斗殴、贪吃懒做等恶习，把享乐主义和称雄称霸作为追求目标。
2、区域性作案，公开对抗社会。恶势力犯罪与流窜作案不同，他们滋生于当地，作恶称霸于故土，是一群“专吃窝边草的狡兔”，他们的主要犯罪活动大都集中在核心成员的居住地及其周边地段，这些人在私利的驱动和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冲击以及几千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路吃路”的传统狭隘地域思想的影响下，为了争强斗胜，他们装备长短火药枪、东洋刀、匕首、土制炸弹等凶器，凭借团伙力量，不分时间、地点、场合，明火执仗地在路、村、街、市等公共场所公开进行敲诈勒索、寻衅滋事、殴打无辜、强买强卖，欺压百姓，扰乱公共秩序，危害一方安宁，使群众缺乏安全感，为一方百姓所痛恨；有的甚至公然藐视法律，以暴力抗衡基层党政组织，以宣泄其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如邻水县的杨辉团伙，号称“河西派出所”，不仅向出租“摩的”收取每月10元“保护费”，任意敲诈当地鸡鸭鱼贩，甚至公开召集“摩的”开会搞“自治”，并持刀集结派出所进行挑衅漫骂；岳池县袁勇团伙，因到镇电视台为同伙劳释回家点歌庆贺遭拒，竟纠结十余人翻进镇政府，对前来制止的镇长进行殴打漫骂，气焰十分嚣张【8】。
3、肆意连续作案，非法牟取利益。恶势力盘踞一方，无所顾忌地大肆连续性作案，是危害一方的“害群之马”。他们事前一般无预谋策划，往往临时起意，恶性突发，随意性大，群众只要多盯他们几眼或者他们觉得某人不顺眼，便哄砸抢打。岳池县杨辉团伙，在短短的二年时间内，连续作案多达57次。刘顺明团伙于1996年元月19日晚驾车至岳池县同兴加油站打伤加油站老板，强行加油，他们抢劫了在此加油的外地车主现金100元后又窜至加油站宿舍，掀开熟睡中的女职工被盖，看她们是否穿内裤。
据调查，恶势力犯罪案件85%与钱财有关【10】。为掩盖其行为本质，他们欺行霸市，故意制造事端并借题发挥；充当“执法者”、“中间人”，大肆插手民事纠纷；利用自己臭名昭著的“知名度”为一些私营企业、个体老板充当保镖、“扎场子”、追讨欠款、复仇“了难”、“保驾护航”。重庆市奉节县刘洪伟团伙在当地强行低价收购仔猪后，又以拳脚开路，胁迫外地商贩高价购买。广安市刘昌福一伙，经常插手民事纠纷，强行“调解”，既吃“原告”，又吃“被告”【11】。德阳市龚平团伙，多次在该市泰安小区工程中，把持工地大门，拦截材料运送车辆，追逐撵打司机，威胁房产开发公司的管理人员，强行运送红砖沙石，非法倒卖所谓的红砖沙石“运送权”、土方“挖掘权”，从中渔利。
4、组织结构松散，易打击，易反复，社会危害性大。恶势力属典型“无组织纪律”的“乌合之众”，其组织结构和内部纪律相对较为松散，无书面“规章”和严格的惩戒制度，平时主要靠“哥们义气”和“亡命徒”式的个人英雄主义维系。但是，“严打”对恶势力犯罪而言，一“打”就跑，一跑就散，风声过后，又会迅速冒出来，打而不绝，禁而不止。长此已久，横行乡里，称霸一方，为非作歹，不仅会严重践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和人身安全，破坏经济环境和秩序，而且会动摇民心，影响基层政府和执法机关的威信，特别是因为不及时打击或打击不力，养虎为患，从“小恶”到“大恶”、从“零星经营”到“规模发展”，一些恶势力会逐步演变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对社会形成更大危害。
三、恶势力犯罪与其他共同犯罪的界限
（一）、恶势力犯罪与犯罪集团的界限。刑法第二十六条二款之规定，犯罪集团是指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根据1984年6月15日“两高”和公安部《关于当前办理集团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答》，一般犯罪集团的特征为：（1）、犯罪人数众多（3人以上），重要成员固定或基本固定；（2）、经常纠集在一起进行一种或数种严重的犯罪活动；（3）、有明显的首要分子；（4）、有计划、有预谋地实施犯罪；（5）、社会危害性严重。因此，恶势力与犯罪集团有相似之处，如人数众多，成员较固定，都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等。但两者也有较为明显的区别，主要表现为：
1、主观目的不同。犯罪集团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实施某种或几种明确的罪行；而恶势力犯罪主要是凭借人们对其恶名的压抑和恐惧来满足其称王称霸的精神欲望并实现对社区群众的自私性剥削的畸形人生价值。
2、作案方式不同。犯罪集团作案计划周全，目标明确，行动隐秘，一般会积极掩盖身份；而恶势力成员个性张扬，往往三五成群，行为目标一般具有偶然性和盲目性。为显示其霸道，他们经常是公开地进行违法犯罪，甚至有意让对方知道自己的身份，以使对方因恐惧而臣服。
3、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同。犯罪集团是专门从事犯罪活动的犯罪组织，其实施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并应受到刑罚惩罚。而恶势力成员从事的既有一般违法行为，也有犯罪行为，他们经常是“大坏不干，小坏不断”，其行为一般以破坏社会治安管理为主。从大量实际材料看，由一般违法到犯罪，由轻罪到重罪，直至恶贯满盈遭致灭顶之灾正是恶势力犯罪形成、发展的轨迹。因此，一些恶势力所犯罪行的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
（二）、恶势力犯罪与非法武装团体、恐怖组织、邪教和会道门组织的界限。我国刑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了武装叛乱、暴乱罪，该罪的非法武装团体通过一定规模的武装暴力公开显现其反政府的政治目的，其行为带有政治性。恶势力团伙一般配备有大刀长矛、枪支弹药，甚至爆炸物，他们的行为通常是为了逞强好胜、牟取不法利益，不具有政治目的，其反抗的规模和剧烈程度均不如非法武装团体。
恐怖组织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特别是2001年“9.11”事件以来，在欧洲、中东和南亚等地出现的犯罪组织，他们所从事的劫持、绑架、爆炸等活动一般也具有政治目的，目标主要是针对国家或政治团体的领袖要员，特别是针对不特定的群众或公共财产设施。恶势力犯罪一般不具有反对一个国家政治的目的，行为对象单一、明确。
会道门、邪教组织一般是通过宣传封建迷信、异端邪说而扰乱人们的思想，鼓动他人去破坏社会秩序，其行为具有欺骗性，一般不带有暴力性、掠夺性；而恶势力通常是直接针对他人使用暴力、威胁手段。
（三）、恶势力犯罪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界限。黑社会性质组织是针对黑社会在我国发展的不成熟阶段提出的一个法律概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具有如下特征：1、组织结构比较紧密，人数较多，有比较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较为严格的组织纪律；2、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其他手段获取经济效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3、通过贿赂、威胁手段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4、在一定区域或行业范围内，以暴力、威胁滋扰手段，大肆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秩序。因此，恶势力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有一定的共同点，如都具有一定的组织，人数较多，拥有固定或者相对固定的活动范围，经常以暴力威胁手段从事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敲诈勒索、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破坏社会治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扰乱经济秩序等，但二者又有着本质的区别，主要表现在：
1、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更为严密。黑社会性质组织有明确的发起者、组织者，基本成员固定，内部分工明确，层级清楚，有残酷、严格的内部纪律约束。如宜宾市狄绍伟集团的《员工手册》共四章47条，内容包含对出卖、背叛、损害组织利益、不服从命令的，处以割舌、挖眼、切指、断双腿和处死等酷刑。在从事犯罪行为时，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一般从事幕后策划和遥控指挥，并不亲自参与现场行动，其成员犯罪具有职业化、专门化趋势，是一种严密、残酷的犯罪组织，主要从事杀人、抢劫、贩毒、绑架勒索、盗卖文物、组织偷渡等犯罪活动。恶势力的组织结构相对较为松散，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主要靠江湖道义维系，除组织者和领导者外，其他多数成员不固定，只是在实施违法犯罪时才临时纠合在一起，成员素质普遍偏低，往往是谁最心狠手黑后台硬、敢打敢杀不怕死，就听谁的。成员之间没有明确分工或只是具体行动时临时分工，其组织者、领导者常常“身先士卒”直接参与现场作案。
2、主观目的和经济实力不同。攫取非法的经济利益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得以长期存活、膨胀的前提和基础，从严格意义上讲，每个黑社会性质组织都在以暴力为后盾从事非法的经济活动，谋求一定区域或行业的经济垄断地位，以“黑”养“黑”，非法敛财，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并力图控制某一地区的政治和文化，充当“第二政府”角色。恶势力的违法犯罪目的具有多样性，主要是为非作歹，称王称霸，满足精神刺激需求，不一定以追求非法经济利益为目的，缺乏使组织长期存续的雄厚经济基础，没有形成大规模的经济实力，有时甚至一餐饭也会成为恶势力犯罪的诱因。
3、腐蚀渗透能力不同。官匪勾结，“黑白”两道合流，沆瀣一气，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猖獗并能持续生存的主要原因。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金钱、美色、恐吓等贿赂、威胁手段引诱、逼迫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其提供非法保护，一些黑社会性质组织甚至通过操纵选举或利用已有的“关系网”直接向国家机关安插成员，以便随时通风报信或整治打击秉公执法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恶势力的“保护伞”和“关系网”不明确或者层次较低，有的根本就没有“保护伞”和“关系网”，抵制社会的“后台”实力不强。
四、对恶势力犯罪适用法律应注意的问题
（一）、不可避免地“从快”适用刑罚，是遏制恶势力犯罪的有效保证。制止犯罪发生的一个最有效的手段，并不在于刑罚的残酷，而在于刑罚的不可避免【12】。从已有和潜在的犯罪人角度看，不少恶势力成员之所以敢于多次连续犯罪，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可以避免的侥幸心理所支配。“除非存在免受惩罚之希望，否则没人愿意去犯罪。如果刑罚恰好由罪行之获利而产生，且又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就不会有人犯罪了”【13】。由于一部分恶势力犯罪案件，长期不能侦破或虽然侦破但因种种原因未能使罪犯受到应用的惩罚，从而强化了犯罪分子的侥幸心理，他们甚至会认为受到惩罚纯属偶然巧合，因而会更加狡猾、胆大妄为、变本加厉地实施犯罪。因此，笔者认为，罪犯得不到及时应有的惩罚是当前恶势力犯罪呈上升趋势的主要原因。如果恶势力犯罪无一例外地受到刑罚惩罚，使犯罪人亲身体验到犯罪与刑罚的必然联系并切身感受到刑罚的真实存在和威慑力，从而消除侥幸心理，最终放弃继续犯罪，潜在的犯罪人即使原来有犯意的也可能会放弃。普通的社会成员也愈能认识到刑罚与犯罪之间的必然联系，并自觉提高守法意识和法制观念，增强同各种恶势力犯罪作斗争的信心和积极性。
贝卡利亚认为：刑罚跟随犯罪来得愈快，他们之间的间隙愈小，刑罚就愈公正，愈有益处【14】。及时对犯罪人适用刑罚，能剥夺犯罪人再次犯罪的条件，避免犯罪人一而再，再而三地犯罪，而且可以安抚被害人，化解社会矛盾。从多年来的“严打”情况看，被判处死刑的案犯大多属于在次数、数额等方面情节严重的犯罪人。如果刑罚能确实起到“止恶于初”的作用，案犯本人不至于“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社会也可少遭犯罪之害。因此，“从快”打击恶势力犯罪，不仅能强化人们对“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这种正义观念的认识，促使人们确信法不可违、罪不可犯，从而增强守法观念，而且也有助于儆戒社会上不稳定分子，使他们在想到犯罪得利的同时，也立即意识到遭受刑罚的可怕结局，从而自觉地抑制犯罪意念。当然，“从快”也不是一味求快，而是在保障被告人法定诉权和法律程序范围内高效率、高质量地及时办案。
（二）、正确理解“两个基本”，查清涉及恶势力犯罪的客观事实和证据。“两个基本”，指“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它是我们党为适应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而提出的刑事政策和办案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5】。但是，法律不仅是政策的工具，也是政策的界限。适用“两个基本”，就是在“两个基本”的指导下，适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不能理解为抛开法律办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三条明确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才能作出有罪判决。因此，“两个基本”的提法有一定的模糊性，容易引起歧义并影响案件质量，甚至会造成冤假错案。“基本事实”是指关系到定罪量刑的主要案件事实，即犯罪嫌疑人是谁、是否实施犯罪、如何量刑以及罪轻、无罪等关键事实【16】。具体包括：（1）、主体身份及其刑事责任能力、主观罪过和犯罪的时间、地点、手段和后果等犯罪构成的事实；（2）、有无幕后策划指挥者和包庇纵容者；（3）、确定法律规定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和影响量刑幅度的情节、数额和后果的事实；(4)、从重、从轻、减轻或免除刑事处罚的事实和情节；（5）、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的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事实。“基本证据”是指据以认定事实的基础的、主要的证据【17】。他包括两个方面：（1）、基本证据应当是认定基本事实的证据，不是证明基本事实的证据，不属于基本证据；（2）、基本证据应当是认定有关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而不是所有证据。
“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不等于“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确实充分”，更不是司法机关掌握了一定的事实和证据就可以对被告人予以定罪量刑【18】。坚持“两个基本”，必须同时强调“稳、准、狠”，不能搞“大概齐”，对那些不影响定罪量刑的枝末细节，不能借故久拖不决。
（三）、在法律层面下，严格依法对恶势力犯罪“从严从重”定罪量刑。在对恶势力犯罪定罪时，应依据犯罪构成理论严格剖析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应受刑罚处罚，对于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一般违法行为，应交由相关行政部门处理，对于构成犯罪的，不能以“罚”代“刑”。通常，恶势力成员作案的随意性和连续性决定了其行为可能会在跨1997年9月30日前后时段内触犯多项罪名，因此，应正确适用新旧刑法典适用时间效力、罪名确定和数罪并罚。
就法哲学而言，“严打”体现的是刑法报应思想，它是对刑法社会保护功能的强调，因为这种观念符合我国人民心目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古老朴素思维【19】。于是，在前法治时代，有着深厚社会历史基础的刑法重刑化思想便经常成为社会治安恶化背景下的现实选择。在“严打”实践中，为了营造“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浩大声势，有些司法机关采取游街示众、公开执行等不正确作法；有的在所谓的联合办案过程中，违背刑事诉讼程序的必要程序限制和约束，无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有些地方政法委不是予以宏观协调、指导，而是直接插手司法机关的具体办案。在刑罚轻泛化的世界潮流面前，死守重刑主义其实是不理智的，“严打”应充分尊重“刑法的基本原则”作为对恶势力犯罪定罪量刑的最高标准。罪刑法定原则是当代各国刑法的灵魂，它不仅是守法公民捍卫人权和自由、民主与进步的“大宪章”，也是犯罪分子的“保护伞”；适用刑罚一律平等原则的提出，不仅否定了“特殊公民”的存在，也要求司法机关敢于刚直不阿、力排干扰，维护司法的公平和正义；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要求在对罪犯厘定刑罚时应当与其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相适应。因此，“严打”的“从严从重”原则，不能违背刑法的基本原则和我国多年奉行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1）、“从严从重”必须是在法定范围内的从严从重，是相对于该种犯罪在一般情况下不从严从重而言的，它不能突破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而加重处罚；（2）、在执行“严打”方针过程中，法律明确规定的从轻、减轻情节，必须得到完全的遵守。不能因为有“从严从重”方针，而对于明确规定的从轻、减轻的情节不予考虑。只是在犯罪人具备法定的必须“从轻、减轻”情节时，从轻、减轻的幅度可以比平时小一些；在具备法定的“可以从轻、减轻”情节时，一般不予从轻、减轻处罚；（3）、在具备法定的应当从重的情节时，从严从重处罚幅度要大一些，但绝不能升格处理，在具备法定的可以从严从重的情节时，一般应予以从严从重处罚；（4）、应注意从严从重惩罚的幅度。罪行有轻重之分，从严从重的惩罚幅度也应有所不同，不能不论犯罪情节、危害程度、悔罪表现等一概从严从重，也不能一概地在该量刑幅度内处最高法定刑。
在处理恶势力犯罪时，还应注意以下几个突出问题：第一，农村发生的大量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案件，多数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具有突发性和偶然性，有的案件无论是犯罪情节还是犯罪人主观恶性并不十分突出，因此，不能不加区别，一律简单地将其作为恶势力犯罪而从重处罚，特别是对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全国农村刑事案件会议纪要》精神，一般不判处被告人死刑。相反，对于一些刑满释放的惯犯以及在犯罪后或服刑期间外逃又犯罪的应坚决考虑从重。第二，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仍应坚持“教育挽救为主，刑事处罚为辅”的宽大政策。对于其中具有初犯、偶犯、从犯或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如果其行为依法可以减轻处罚的，应考虑给予减轻处罚；如果符合适用缓刑条件的，仍应依法判处缓刑。第三，要特别注意不应动辄将一些未成年人团伙犯罪或一般的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等流氓恶势力犯罪作为黑恶性质犯罪从重打击。第四，对于涉枪涉爆犯罪，一定要注意区分违法与犯罪的界限，不要把农民因不知法、不懂法私藏并非用于作案的少量土枪和爆炸物品作为犯罪处理，无端扩大打击面。

注释：
【1】即“过失”之意，见《说文解字》；
【2】见南朝齐•丘迟《与陈伯之书》“恶积祸盈”和《元曲选•无名氏第二折》“恶叉白赖”；
正确对待六类对象强化五项工作措施服务检察工作大局服务和谐社会建设

王健 刘宗胜 张淑华


涉检信访工作是检察机关联系群众的特殊渠道，是检察机关发挥法律监督作用、改善党群关系的重要手段。人民群众到检察院上访申诉，是对国家专门法律监督机关的尊重和信任。认真做好信访工作，一方面可以及时了解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情况，了解公正司法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遵纪守法情况，为依法有效监督执法提供第一手材料。同时，通过及时有效地为人民群众提供法律援助，化解矛盾纠纷，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能够体现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体现出民主法治社会人人享有平等人权和尊严的基本要求。因此，做好涉检信访工作，对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促进检察工作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下面结合我院工作实际，针对上访人的心理特征及如何提高接访艺术，作好罢访息诉工作服务工作大局谈几点认识。
一、正确对待六类上访对象，不断提高接访艺术
控申部门是检察机关面向社会、面向百姓的重要窗口。近几年，随着形势的变化，检察机关的信访工作呈现出比较复杂的态势，最为突出的是群众上访的无序性。控申部门的工作人员，每天都要与上访群众接触，除按有关接待规定认真接待来访群众外，还必须认真研究探讨接访艺术，以便迅速、准确地了解掌握和解决群众所反映的问题，让群众满意，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否则，往往理不清头绪，工作没少干，上访群众不满意，有的上访群众还到检察长或有关领导那里去告接访人员的状。因此，针对不同的心理，采取不同的接访艺术，是接访取得成功的前提。在实际工作中，尽管上访群众的心理及上访目的要求千差万别，但总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和接待方法：　
一是“矛盾型”。工作中常遇到一些上访人，始终怀有矛盾心理，在告与不告的选择中犹豫不决，反映问题躲躲闪闪，断断续续，常采用试探、咨询的口吻，能明显地让人感觉到有“是说还是不说”的矛盾心理。究其原因，是这些人多与被控告人、被举报人有特殊的关系，或害怕自己上访被他人知道，或以前参与过有关事情，现时因与被控告人的利益关系发生了变化才想举报，又怕举报后连累到自己，他们想在举报决心下定前从接访人员那里了解些政策，否则心里不托底。对待这种类型的来访群众，首先要打消其思想顾虑，尽可能地向其介绍有关法规制度，在谈话时要态度和蔼，心平气和，让其尽快消除紧张或害怕等情绪，增加信任度，从而能够说出真心话。千万不能漫不经心，更不能简单冷落，如果稍有疏忽，就会把他们推向放弃举报的一边。　
二是“不满型”。这种类型的上访群众是由于对被控告人的违法违纪行为不满而上访的。他们对某些领导干部的官僚作风、吃喝玩乐、挥霍无度、贪污受贿等违法违纪行为看不惯，甚至到了深恶痛绝的程度，有的公开表示“我们没有什么矛盾，就是看不惯他的做法，我们上访既无个人目的，也没什么特殊要求”。因此，上访时情绪激昂，声音宏亮，越说越激动，大有一种为民请命的架势。对这种类型的上访者，在接访中，既要对其举报问题的积极性给予充分的肯定，同时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让上访人把要反映的问题说清说透，提供出具体有价值的线索。 　　
三是“政策型”。这种类型的上访者，熟悉国家的有关政策、法律和法规，而且能够应用这些法规去衡量身边的党员干部，对有违法乱纪行为的人进行控告。他们大多有较好的文化修养，说起话来有条不紊，而且常引用有关政策、法规，反映的问题有理有据，一般都不带急躁情绪和过分的言词，给人一种心平气和的感觉。其上访的个人目的很难真正反映出来，尤其是不符合政策规定的个人要求他是不会提出来的。在接待这种类型的上访群众时，要注意耐心听取，记录其反映的问题，更要讲究政策、法律和法规，谈话时要注意自己语言的逻辑性，讲究谈话的方式方法，对已听清楚的问题要依据政策法律、法规说话，对不清楚的要认真听、问仔细，不经过调查，切不可乱表态，以免给下步的工作带来被动。
四是“委屈型”。有些人是因自己受到了委屈才来上访的，受委屈的原因多种多样，各不相同，多数是因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不公正的处罚或无根据的刁难等。再加上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廉洁，处理问题不公正，使这些群众的委屈不平衡的心理显得更加突出。上访时他们面带苦楚，有的在谈话中经常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先诉说自己的委屈，而后再揭发被控告者的问题。接待这种类型的上访群众，要对其抱有一种同情心，在谈话中，以恰当的语言进行安慰、劝说，但切不可对其给予肯定或否定的答复，因问题还没有经过调查，只能明确告知：“我们一定认真调查核实，早日给你一个答复。”在边听边记录的同时，还要多与上访人进行交谈，不要让其有冷落的感觉。　　
五是“报复陷害型”。有的群众因个人某些意愿没有得到满足，与被控告者发生矛盾或个人局部利益受到侵害而上访。他们多数说起话来既感情冲动又缺少逻辑，有的对所谈的问题并不清楚，缺少真凭实据，多数属于道听途说；还有的搜集的问题较多，但都是“陈芝麻，烂谷子”。从只言片语中就会发现其真正的上访目的，即“你不让我好，你也别想安宁”。或为了给被控告人造成影响，降低威信，让其不能很好地开展工作，或受一些别有用心人的鼓动，非把被控告人整下台不可。对待这种类型的来访者，我们对其反映的问题，要求其说出依据和线索，更重要的是要及时识别其真实目的，用政策、法律、法规对其说服教育，帮助其端正上访态度。如果他仍不醒悟，不能对其姑息迁就，要进行严肃认真的批评教育。　
六是“纠缠型”。上访者从个人的利益出发而上访，其最终目的是自己获得某种利益，这种利益多数是不符合政策规定的无理要求。上访者以此为动力，反映问题心情急迫，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经常来纠缠访，或者到上级去上访。这种类型的上访人多数态度强硬，言语尖刻，喜欢挑接访人员语言上的毛病，也经常指责调查人员不认真，调查不彻底等等，总觉得自己有理，每次来访都把自己的问题重复多遍，给人一种软磨硬泡的感觉，觉得“不管怎么着，你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对待这样的上访者，一定要态度明朗，对其不合理的要求要坚决否定，不能摸棱两可，要把政策和法律、法规讲清，对已调查处理过的问题把调查结果处理意见讲清。对有无理纠缠行为的，要坚决予以批评教育，对其所反映的问题和无理要求区别开来，认真对待，尤其要认真加以解决。　
二、强化五项工作措施，服务检察工作大局
一是强化“一把手”工程。成立涉检信访领导小组，由检察长人组长，分管副检察长为副组长，靠上抓具体工作，控申、自侦、刑检、民行等业务部门负责人为成员，办事机构设在控申科。领导小组提请院党组研究制定了《涉检信访案件接待处理办法》，形成了各部门分工协作、齐抓共管、责任到人、限时办理的工作机制。不断加大接访“硬件”设施投入，投资12万元高标准整修了接待室、接访室和公开听证室，购置了电子触摸屏、液晶电脑，设置了公开接访电子显示屏，安装了电脑自动受理系统，开通了举报网站。检察长亲自出面协调，与公安、法院、信访局等部门建立了横向联系机制，在县直有关部门、各乡镇聘请了26名联络员，不断加深信访工作的深度和广度。坚持每周检察长接访和预约接访，全省检察机关涉检信访集中整治专项活动期间，检察长全天候接待群众来访，对群众来访提出的问题，能够当场 解决的，当场予以解决。当场解决不了的，均给予热情耐心的解释答复，并落实到责任人限期办理。5月26日，德平镇西关村22名群众不服法院对村支书儿子故意伤害一案的判决结果，打着横幅到检察院集体上访。检察长明确表示，查清问题，限时反馈，使上访人当场打消了越级上访的念头。后经检委会研究讨论，认为法院一审量刑畸轻，依法提出抗诉，二审法院判决后，这起集体群访案件再没有出现反复。
二是强化全国文明接待室创建活动。在不断加大硬件设施投入的同时，要求办案人员用情办每一起案子，真诚对待每一位来访群众，真正做到“有访必接、有信必复、人要息诉、事要解决”，郑重作出“八不”承诺：即热情接待不冷落，便利群众不怕难，一视同仁不歧视，有访必接不推委，热情服务不厌烦，严格纪律不泄密，公正司法不徇私，践行承诺不护短。创造性地开通了举报“绿色通道”，建立了接访工作“征求意见卡”。与邮政部门联合向全县公布，在临邑辖区内，凡向检察院举报犯罪的信件，只要在信封右上角注明“举报信”二字，不用贴邮票，免费邮寄；来访者可对接访人员的态度是否热情、言行是否文明、提供咨询是否明确、回答问题是否细致、处理结果是否满意等一一填写在卡内相应的栏目内，并可对接访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如果来访者感觉当场不便填写，可带回去填写用我们事先贴好邮票的信封直接寄给检察长。自1997年以来，临邑县院两度蝉联“全国文明接待室”荣誉称号。
三是强化为稳定大局保驾护航。工作中突出一个“早”字：早发现、早介入、早控制、早解决，把及时、妥善处理集体访、告急访，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稳定工作大局的重中之重，通过超前工作使“两访”工作实现“平息事态，查清事实，息事宁人，稳定一方，把问题解决在当地，消化在基层”的最终目标。如在全国和全省“两会”期间，邢家园村上百名村民围堵县委，要求解决村支书及村两委班子问题，声言“如果不及时处理，就组织更多的村民到省进京上访。”我们得知情况后，马上启动“预警机制”，实行“三定一包”，定领导责任、定办案人员、定结案时间、包稳控息诉。首先由控申部门主动介入，稳定上访人员情绪，然后进行初查，并将初查结果移送反贪局，通过依法快侦、快捕、快诉，原村支书被判处有期徒刑。最后，协助有关部门彻底盘查了历年帐目，张榜公布，村两委顺利进行了换届选举。至此，一起一触即发的集体越级上访案件息诉罢访，县委、县府、地方党委政府及村干部和上访群众对检察院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四是强化实事求是，认真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根据高检院、省委和省院的统一部署，在集中整治涉及检察机关的信访案件期间，按照“一次到位、案结事了、息诉罢访”的目标要求，使一个涉检老户的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崔某1996年被检察院以贪污公款5924元起诉到法院，法院认定崔贪污2864元，判决免于刑事处罚，但没有退还未认定的款项,崔某因此成了接待室里的常客，经院党组研究决定，检察院先拿出钱来退给崔某，然后再和法院协调解决。
五是强化创新涉检信访机制。实践中我们依靠不断创新机制，走出了一条息诉罢访的新路子。一是尝试推行了与上访人签订停访息诉协议书制度，在检察院调查期间当事人停访停诉，检察机关承诺尽快调查处理。去年9月份，省院转来高检院关于王某不服公安机关不立案决定的函件。我们首先接触上访人，与其签定停访息诉协议书，然后马上责成专人处理此案。经调查，王某与当村干部的亲兄弟常年不和，既而发生殴斗，均致对方轻伤，公安机关以情节轻微，双方互有损伤为由没有立案。检察长与法院取得联系，由王某提起自诉，法院同意受理，王某愉快地接受了处理结果。二是诉讼手段与非诉讼手段并用。2000年，四川籍打工妹屈晓华在临邑打工期间与厂方发生纠纷，温州藉老板拒不支付2000元打工钱。由于屈晓华不懂法，错过了依法申请劳动仲裁的时效，一审二审都输了官司，最后到检察院申诉。鉴于生效判决并没有不当之处，老板已到上海发展，我们就通过温州商会临邑分会会长作工作，屈晓华终于领到了拖欠5年之久的血汗钱。三是举行听证会，通过公开听证处理申诉案件。如农村妇女李庆玲1999年9月因阑尾炎术后肠粘连，将医院诉诸法院，但无钱作医疗事故鉴定，极不情愿地接受了法院的调解，花费了6000多元的医药费只得到1500元的赔偿。因为手术造成的后遗症需继续治疗，医药费用不断增加，她不断向省、市、县有关部门上访申诉，我们在受理案件后，认为已经时过境迁，事实确实无法认定，就组织卫生行政部门和专专业人联合召开听证会，李庆玲对听证结果表示信服，决定罢访息诉。四是实行案件跟踪回访制度，彻底解决案件时息时诉的现象的发生。在工作实践中，我们发现案件时息时诉的现象时有发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因家庭困难，有的受其它案件的影响，有的是受他人的唆使。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在工作中不是一息了之，而是坚持回访考察。如我们对李庆玲回访考察前，与县卫生局领导的多次协商，共同捐资5000元帮助她度过难关，该村村民十余人鸣放鞭炮，送来“扶弱济贫，恩情似海，人民公仆，永暖民心”的锦旗，表达感激之情。又如今年8月份，我们获悉王敬满又被他兄弟打伤后，马上由分管副检察长带领控申部门的工作人员跟踪回访，会同公安机关妥善处理了纠纷，并促使两兄弟握手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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